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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前的文章提到,為了一國兩制能夠行穩致遠,香港在國安法實施和完善選制後,本來應把精力放在緩解社會的深層次矛盾,提升市民獲得感之上,但現實的客觀情況卻是:部分所謂建制派開始向工商界傾斜,並提出一些右傾的政策建議和意見。某程度而言,造成此一現象,既是跟傳統左派在港英時代被打壓有關,造成香港在後過渡期所建立的愛國愛港統一戰線時,階級立場極其複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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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一方面,由於上層建築反作用於經濟基礎,香港作為成熟的資本主義經濟體,資產階級法權早已形成,而港英政府為了維持其殖民統治,則一直宣揚所謂的積極不干預主義,造成香港回歸後,特區政府在很長的一段時間之內,仍沿襲着這種治港思維。與此同時,由於香港在回歸之後,建制與反對派一直處於政治對抗的狀態,造成建制內的傳統左派即使不認同積極不干預主義,也只能硬着頭皮支持港府。
可是上述提到的本港政治生態,已隨着國安法的實施,以及香港選制的完善而被改變。過去浮面的反對陣營大致上已樹倒猢孫散,加上作為最大反對派的民主黨不派人參加兩年的立法會選舉,所謂建制派現已掌握立法會90席中的89席。在此情況之下,現屆政府若真是有心化解香港積存已久的深層次矛盾,提升草根乃至夾心階層的獲得感,照道理應該再無阻力,但實際情況卻是如之前所言,部分建制派大老選擇了「唱反調」,箇中原因在某程度而言,其實亦是跟香港的選制被改變有關。
誠然,隨著香港完善選制決定的落實,亂港勢力混入建制的機會率確實因此而大跌,但在四成議席循功能組別選舉產生,四成議席循則由選委會間選產生之後,代表草根和工人階級的議席比例亦大幅下降,其他專業界別的代表,由於多數為中產或小資產階級,其意識形態上則很易向大資本家傾斜。另一方面,由於地區直選的議席比例下降,過去需要在地區直選奪取議席的建制派政黨,現在可循其他選舉方式取得議席,造成他們立場上即使向商界靠攏,也不用擔心自己因流失選票而喪失議席。
至於需要派人參加地區直選的建制派政黨,除了少數工會出身的參選人外,不少政黨的階級立場本來便是傾向中產甚至是大商家,加上傳統反對派在香港國安法實施之後,選擇蟄伏下來,並在前年的立法會選舉中缺席,部分人便可能因此而認為香港的政治局勢已定,選舉後只需口頭上宣稱自己愛國,在涉及維護傳統國安層面的問題上,力挺中央和港府,便能保住票源,毋須再做任何事情去爭取草根的支持。
可以說,部分建制派公開地顯露自己的右傾立場,跟其缺乏憂患意識有關,不明白政策上若是越發向大商家傾斜,將會激化香港本已尖銳的階級矛盾。除此之外,由於香港沒有完善的政治捐獻制度,部分建制派政黨的營運和選舉經費,往往要依賴商界的支持。正所謂「吃人嘴短,拿人手軟」,部分建制政黨為了爭取對方財政上的繼續支持,便有可能因此而不敢公開反對右傾的經濟和民生政策,甚至徹底淪為對方的代言人。
撇除選舉生態的改變,以及有利於商界的政治獻金制度,議員本身可身兼數職,以及所謂的「旋轉門」現象,亦有可能加劇整個建制派的右傾。跟公務員不同,不論過去還是完善選制的立法會,都沒規定議員不能被商業機構聘用,特別是功能組別選舉產生的議員,當選者往往是業界中的翹楚,造成他們在立場必定天然地傾向商界。況且,由於現行法例從不規定議員在落選或棄選之後的一段時間內,不得商業機構聘用,當局自然亦無法阻止議員收取「延後利益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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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是觀之,反對派在完善選制後的蟄伏,消除了部分建制派的選舉壓力,過去的憂患意識亦隨之而消失。另一方面,隨着立法會選制的改變,以及尚未完善的政治獻金和「旋轉門」制度,亦令議會內代表草根的聲音變弱。當然,比起立法會的右傾跡象,葉劉淑儀作為行政會議召集人,早前在粉嶺高球場收地,以及在長者乘車優惠的政策上,公然地唱反調,可能問題更大,但要探討箇中成因,又要花上不少篇幅。為了照顧當今社會的閱讀習慣,增加文章的可讀性,這一問題只好遲點另撰一文再說。
文:陳凱文
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
*作者文章觀點,不代表堅料網立場